“印度是我的一部分，無論走到哪里，我都帶著它”，來自南印度泰米爾納德邦的桑達爾·皮查伊曾動情地說。53歲的皮查伊出身于工薪家庭，在他12歲那年，身為電氣工程師的父親在家中安裝了第一部固定電話。這臺旋轉撥號電話機激發了他對技術的熱愛，激勵他后來考入印度理工學院（IIT）。
大學畢業后，父親用一年的積蓄，為皮查伊買下飛往美國的機票。這個在斯坦福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青年，如今已是科技精英。2015年，皮查伊成為谷歌公司首席執行官（CEO），現任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公司（Alphabet）CEO。
像皮查伊這樣的頂尖印度人才很多選擇留在海外，他的IIT校友中就至少有2萬人在美國打拼。印度最需要的科技精英大部分沒能留在國內，這顯然不利于“2047年發達印度”這一宏大目標的實現。
這些年來，莫迪政府為吸引人才回流制定了多項“引鳳還巢”計劃，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從根本上扭轉人才外流的趨勢。而當下，美國重啟特殊專業人員/臨時工作簽證（H-1B簽證）限制，并出臺學術干預政策，攪動了全球人才流動漩渦，印度的“引鳳還巢”計劃或將迎來收獲季。
頂尖的印度裔人才
從硅谷的科技叢林到巴黎的時尚殿堂，印度裔精英的身影無處不在。據《印度時報》，截至2024年，共有14位印度裔CEO掌舵《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不僅美國和歐洲在爭奪印度人才，就連阿聯酋也在以高薪吸納印度精英。
眼下，硅谷依然是印度裔高端人才傳統上的聚集地。谷歌、微軟、IBM、Adobe這些科技巨頭都由印度裔掌舵。印度《經濟時報》數據顯示，2024年，印度裔占硅谷工程師的三分之一、高科技公司CEO的10%、H-1B簽證持有者的72.3%。
印度裔美國人在創業生態系統中的表現同樣突出。截至2024年，美國約600家獨角獸企業（估值超10億美元）中有72家為印度裔創辦。在學術界，美國高校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學科有多達2.2萬名印度裔學者。
2025年，印度裔學者、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加內什·塔庫爾當選得克薩斯醫學、工程、科學與技術學院（TAMEST）院長，領導這一匯聚了350位院士和8位諾貝爾獎得主的機構。塔庫爾所擅長的石油工程創新代表了印度裔學者的頂尖水平。
印度裔人才的影響已滲透至科技、金融、零售、奢侈品等多個領域：現任世界銀行行長阿賈伊·邦加（中文名：彭安杰）曾擔任萬事達卡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十多年；印度裔美籍高管維韋克·桑卡蘭則管理著美國第二大連鎖超市艾伯森（Albertsons）。
印度裔人才的足跡還從美國擴展到歐洲，除了利娜·奈爾成為首位領導香奈兒的印度裔女性外，諾華集團、拔佳集團（Bata）、聯合利華等也在印度裔CEO的領導之下。印度《第一郵報》評論說，印度裔的成功得益于IIT和印度管理學院（IIM）的精英教育及多元文化適應力。
人才流失之痛
印度裔在全球大放異彩，背后卻是印度本土日益加劇的人才流失之痛。以人工智能（AI）領域為例，全球8%的頂尖AI研究人員來自印度，留在印度國內的僅有1%；醫療領域的情況則更為嚴峻，印度作為全球最大移民醫生來源國，約有7萬名印度培訓的醫生在美、英等發達國家執業，而印度本土醫生配比卻遠低于世界衛生組織標準。
32歲的拉維（化名）原是印度班加羅爾一家公立醫院的內科醫生，2024年，他遞交了美國H-1B簽證申請。《展望》雜志記錄了他內心的掙扎：“在印度，我每天出診要看50個病人，一次輪班36小時，薪水卻只有美國的1/10。美國的醫院提供先進設備和尊重，我別無選擇。”
27歲的支付平臺數據分析師蘇雷什（化名）也買好了飛往美國的單程票。在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攻讀AI碩士后，他計劃留在美國從事前沿技術研究工作。“印度的薪酬和創新環境無法與美國相比。”他坦言，“我愛我的國家，但暫時不會回去。”
地緣戰略分析師卡利德在印度《支點》雜志指出：“印度十分重視H-1B簽證為國家帶來的好處，2023年，印度海外工人匯款占GDP的3.3%。美國從中受益，印度卻承擔了高昂的培訓成本。”
更令人擔憂的是“偽回流”現象：越來越多類似谷歌、微軟的國際巨頭在班加羅爾等地設辦公室，吸引不少杰出印度裔海歸，然而，他們多為跨國公司服務，而非進行本土創新。卡內基梅隆大學工程學院印度裔兼職教授維維科·瓦德瓦對此評論道，“這些‘偽回流’者雖身在印度，卻沒能為印度經濟創造核心價值。”
召喚金領精英
面對嚴重的人才流失現狀，莫迪政府出臺多項政策，試圖將“孔雀東南飛”扭轉為“鳳還巢”。“讓人才外流轉為腦力增益”，這是莫迪自2014年上臺以來就打出的口號。為實現“2047年發達印度”（GDP達30萬億美元，人均GDP達到1.8萬到2萬美元）的愿景，政府推出多項政策，打造全球創新中心，召喚科技、醫療、生物、金融等各領域的印度裔海外英才回國效力。
比如，通過“印度制造”“數字印度”“創業印度”等計劃吸引科技人才參與印度創新經濟；推出“國家量子使命”“半導體使命”“人工智能使命”等科學任務加大對前沿科技的投入，鼓勵具備前沿知識的海外印裔專家參與。“印度的AI創新使命會讓一些才華橫溢的工程師選擇返回印度工作”，印度信息技術部部長瓦伊什瑙頗有信心地表示。
此外，印度還通過推動海外公民身份（OCI）計劃，為海外印度裔提供免簽入境和投資便利，通過稅收優惠、贈款等支持政策鼓勵印度僑民重新融入印度經濟。
印度政府還在搭建“印度人才之橋”，讓海外印度精英成為連通祖國的“金色紐帶”。印度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推出數項獎學金計劃，為居住在海外的印度裔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專家以及醫務人員等專業人士提供有吸引力的歸國工作途徑和機會。
其中，2023年啟動的VAIBHAV獎學金計劃已經促成數十位科學家與印度機構合作。另外，科技部生物技術司設立了“重返印度獎學金項目”，為有志于返回印度建立獨立實驗室的專家打開機遇之門。
為了讓歸國專家能夠安心從事研究工作，印度還在努力創造良好的人才環境。印度科學與工業研究理事會（CSIR）實施的“高級研究助理（SRA）”計劃，為高素質專業海歸人士提供為期三年的臨時職位。CSIR還為印度裔科學家和技術專家設立了50個科學家/技術專家職位，入選者將被認定為杰出科學家。
曾在印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作的教育專家沙姆蘇對此評價說，莫迪政府正在不遺余力地為這些金領精英打造一個創新創業的“溫室”，希望他們能在家鄉的土地上開花結果。
這是5月5日在印度孟買拍攝的城市景色
新一代精英人才回流
一系列的引才措施帶來了一定成效，近年來，越來越多印度專業人士正返回故土，其中不僅有企業家，也包括軟件工程師、科學家、醫生等。
據印度《商業旗幟報》報道，約20%的印度獨角獸企業和許多初創企業的聯合創始人曾在美國接受高等教育。2015年，從硅谷返回印度的拉胡爾·查里與兩位合作者聯手創立了PhonePe，該公司目前已躋身印度頂級金融科技公司之列。現任CEO查里在接受印度記者采訪時表示，“莫迪總理的‘數字印度’為我們提供了創業的沃土”。
畢業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弦理論物理學家拉古·馬哈詹，也在2024年選擇返回班加羅爾。在美國研修16年后，他說，“印度的弦理論水平僅次于美國，這主要得益于在海外接受培訓的幾代研究人員的傳承，我希望自己也能夠像前輩一樣，在印度繼續推動本土研究和教育。”
臨床微生物學家克里希瑪·考什克在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獲得博士學位后，于2018年通過“重返印度獎學金項目”返回印度，在浦那大學啟動了傷口感染研究項目。“印度有大量傳染性病原體，在印度完全可以進行世界級研究。我經歷過‘美國夢’，現在是塑造新興的印度夢想的時候了”。
跨洋“搶人大戰”能否勝出
雖然人才回流現象正不斷涌現，但并不能掩蓋印度所面臨的人才外流挑戰。
挑戰中也有一些有利因素，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急剎車”，科研經費“斷崖式削減”，這些都促使不少美國高端人才不得不重新尋求海外發展機會。這對一直在試圖“引鳳還巢”的印度來說，無疑是個歷史性機遇。
維維科·瓦德瓦不僅在美國從事學術研究，也是一家生物科學公司的創始人。受制于美國的簽證政策和招聘時遇到的挑戰，瓦德瓦已決定將研發業務轉移到印度。
他最近在《印度時報》上發表文章說，印度完全有能力轉接美國正在流失的人才和能量。但是，抓住機遇僅僅是第一步。印度需要投資科研基礎設施，改善監管環境，激勵公私合作，為海外的印度裔科學家創造回國的途徑。最重要的是，印度不能將科研視為奢侈品，而應將其視為國家優先事項。
不少印度專家指出，印度的人才回流機遇之窗不會持續太久，因此必須從以往的歷史中吸取教訓，果斷采取行動，確保把最好的STEM人才帶回印度。
班加羅爾印度管理學院戰略問題教授克里希南等甚至為印度如何贏得這場STEM人才爭奪戰列出了具體指南：
政府需關注工業和學術界的僑民，特別是高級研究人員和學術領袖；外交部需建立單一窗口，讓印度僑民辦理定居手續更為簡化和順利；印度工業聯合會（CII）等機構建立專門的人才發現辦公室，與潛在人才接觸；印度一流的STEM高等教育機構為有興趣返回印度的校友建立專門小組。
雖然打贏這場人才爭奪戰并不容易，但印度當年也有通過在美國吸引人才，實現汽車行業成功轉型的成功案例。1991年，印度實行經濟開放后，工業曾面臨產品開發技能嚴重短缺問題，當時，汽車行業抓住底特律衰落的契機，成功說服幾個在通用汽車公司做研發的印度裔工程師返回印度，這些人利用他們在美國積累的經驗，最終推動了印度汽車工業的創新發展。
或許是因為親歷過，曾擔任印度汽車制造商協會主席的瑟沙薩伊在《印度教徒報》強調，高層政治人物招引和私營部門行動的成效，將決定印度在這場人才爭奪戰中表現的成色。
一位身在硅谷的印度裔工程師打趣道：眼下大家都在用顯微鏡盯著印度的機會，但最后是留是走，還得看莫迪政府能不能把“美好藍圖”變成“真金白銀”。